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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合同解除权的行使方式

时间:2019-05-11

编辑:闫卫军(上海外国语大学法学院)、姜林(必发888所)、毛薇(必发888所)

在合同履行过程中,经常会遇到当事人一方主张解除合同的情形。对当事人一方行使合同解除权的程序性要件,法律规定与司法裁判未有统一定论,导致司法实践中存在较大争议。本文旨在就该问题依据法律规定和司法判例进行理论分析。

一、当事人一方是否可以未通知对方,直接诉请解除合同?

根据《合同法》第九十六条规定,“当事人一方依照本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第九十四条的规定主张解除合同的,应当通知对方。合同自通知到达对方时解除。对方有异议的,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确认解除合同的效力。法律、行政法规规定解除合同应当办理批准、登记等手续的,依照其规定”。

从上述法条规定来看,当事人一方主张解除合同的权利是形成权,应当将解除合同的通知送达对方,才具有解除合同的效力。但是司法实践中,当事人一方往往未事先通知对方解除合同,而是直接提起仲裁或诉讼,请求解除合同。当事人直接提起解除合同的请求之诉在形式上明显不符合合同法第九十六条规定,但相关司法判例在这一问题上却呈现出混乱或相互矛盾的观点。

(一)部分法院认为,当事人在提起诉讼前未通知对方解除合同,起诉时要求解除合同的,不符合合同法第九十六条规定的形式要件,人民法院不予支撑。例如厦门中院课题组认为“解除权是一种形成权,当一方当事人向另一方当事人提出主张时,形成权即告成立,不宜借助公权力而实施,法院或仲裁机构处理的仅是当事人对形成权的效力即合同解除的效力持有异议时,对解除通知是否有效进行审查和确认,应归入确认之诉的范畴,由对合同解除有异议的一方当事人提起诉讼为宜,这才符合合同法规定精神。虽然实践中大多数当事人径行向法院或仲裁机构起诉要求判决或裁决解除合同,法院和仲裁机构也予以受理并作出解除与否的判决内容,但实际上这是不符合法律程序的做法,而且也是对当事人未能很好行使法律赋予权利的一种纵容,应予以纠正。”

(二)多数法院认为,当事人在提起诉讼前未通知对方解除合同,起诉时直接要求解除合同的,不会因诉讼前未通知对方而驳回诉讼请求。例如《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讨论纪要(一)》(苏高发审委[2005]16号)第20条规定:“当事人在提起诉讼前未通知对方解除合同,起诉时要求解除合同,对方当事人以诉讼前未通知为由进行抗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撑”。

二、当事人一方未通知对方,直接诉请解除合同的,法院判决合同解除的时间点是什么?

在当事人一方未通知对方,直接诉请解除合同的情形下,尽管多数法院不会因诉讼前未通知对方而驳回诉讼请求,但法院在支撑解除合同的裁判文书中往往不予说明所依据的法律基础,而且因为对该问题的理解差异,导致法院判决合同解除的时间点也不尽相同。

(一)例如在原告重庆涪立矿业有限企业与两被告中国铝业股份有限企业重庆分企业、中国铝业股份有限企业的招标投标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中,原告涪立企业诉请解除《石灰投资建设协议书》、《石灰石投资建设协议书》。一审法院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在(2015)渝高法民初字第00070号《民事判决书》中认为:“法院已经于2015年7月20日向中铝重庆分企业送达了起诉状,涪立企业要求解除相关协议的意思表示已经于当日到达了中铝重庆分企业,故法院认为《石灰投资建设协议书》《石灰石投资建设协议书》已经于2015年7月20日起解除”。一审法院依据合同法第九十六条判决两份协议书于起诉状送达之日即2015年7月20日解除。

(二)两被告中铝重庆分企业和中铝企业不服上述一审判决提出上诉,二审法院最高人民法院在(2017)最高法民终722号《民事判决书》中认为:“涪立企业行使法定解除权的请求并未向中铝重庆分企业和中铝企业直接提出,而是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解除合同。案涉合同能否解除,应由人民法院最终判定;何时解除,应以人民法院的判决生效为准。本案中,中铝重庆分企业与涪立企业在案涉两协议中并未明确约定解除合同的条件,亦未对解除合同协商一致,在此情形下,涪立企业请求人民法院依法判令解除合同,其提起诉讼可以视为解除合同意思表示的一种表达方式,但其行使的法定解除权是否成立,需由人民法院根据合同履行情况和法律规定进行判定。一审法院立案后,向中铝重庆分企业、中铝企业送达涪立企业含有解除合同诉讼请求的起诉状,系实行法定的民事诉讼程序的公权力行为,并不代表涪立企业将请求解除合同的具有私法性质的意思表示到达中铝重庆分企业、中铝企业。根据前面所述,涪立企业起诉请求解除合同符合法定解除条件,据此本院以判决的方式判令案涉两协议予以解除,系人民法院行使公权力对于当事人私领域的商事交易行为的判定,其解除的时间应为本判决生效之日。本案中,虽然合同解除时间的确定对当事人的实体权利并无影响,但一审法院确认案涉两协议解除的时间为向中铝重庆分企业送达起诉状的日期,属适用法律不当,本院予以纠正”。二审法院判决撤销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2015)渝高法民初字第00070号民事判决,解除两份协议书。

笔者认为最高人民法院的基本裁判观点是:首先,当事人在提起诉讼前未通知对方解除合同,起诉时可以直接要求解除合同,法院不会因诉讼前未通知对方而驳回诉讼请求;其次,法院送达法律文书是实行公权力行为,不能等同于当事人一方履行了合同法第九十六条的通知义务;再次,法院判决合同解除的理论基础不是对合同法第九十六条的扩张说明,而是行使司法裁决权的行为。

(三)值得注意的是,2019年1月4日出台的《民法典合同编(草案二次审议稿)》第三百五十五条第二款规定:“当事人一方未通知对方而直接以诉讼或者仲裁方式主张解除合同,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确认该主张的,合同自起诉状副本或者仲裁申请书副本送达对方时解除。” 这等于认为法院或仲裁机构送达法律文书的行为可以为当事人一方通知对方解除合同的义务进行背书,显然又与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裁判观点相矛盾。

笔者认为最高人民法院的裁判观点比《民法典合同编(草案二次审议稿)》第三百五十五条第二款的观点更为合理。首先,根据草案观点,会出现原告重庆涪立矿业有限企业与两被告中国铝业股份有限企业重庆分企业、中国铝业股份有限企业的招标投标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中,一审法院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判决的矛盾情形,将当事人的请求之诉判决成了确认之诉。其次,当事人一方解除合同的法律基础是合同法第九十六条援引的第九十三条之协商解除权、或第九十四条之法定解除权,合同法第九十六条规定的通知义务只是当事人一方解除合同的形式要件之一,请求法院或仲裁机构裁判解除合同也可以理解为当事人一方解除合同的形式要件,但在此情形下解除合同应当是以法院或仲裁机构对当事人一方解除合同的请求权基础进行实质审查后的结果,以法院或仲裁机构的裁决生效之日为合同解除之日显然更为合理。

三、当事人一方通知对方解除合同,但被通知的对方当事人在异议期届满后才提出异议的,是否等于确认合同解除成立?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说明(二)》第二十四条规定,“当事人对合同法第九十六条、第九十九条规定的合同解除或者债务抵销虽有异议,但在约定的异议期限届满后才提出异议并向人民法院起诉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撑;当事人没有约定异议期间,在解除合同或者债务抵销通知到达之日起三个月以后才向人民法院起诉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撑”。

上述合同法说明(二)第二十四条是否可以理解为,当事人一方通知对方解除合同,无论解除合同是否有合法的请求权基础,只要对方在异议期内未提出异议,均视为合同解除成立?对这一问题在理论和司法实践中也存在争议。

(一)部分观点认为,被通知的对方当事人在异议期内未提出异议,是自己未积极维护自身权益。在异议期届满后提出异议,如果法院对当事人一方行使解除权进行实质审查,既不符合上述合同法说明(二)第二十四条之规定,也不利于维护合同关系和合同状态的稳定。因此无论当事人一方通知对方解除合同是否具备合同法第九十六条援引的第九十三条之协商解除权、或第九十四条之法定解除权,只要被通知的对方当事人未在异议期内提出异议,即可直接确认当事人一方通知对方解除合同成立。

例如在沈继军与夏新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中,一审法院在(2013)鄂曾都民初字第01521号民事判决书中认为对于在异议期限内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应着重进行实体性审查。“而对于超过法定期限未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则应着重进行程序性审查,即对提出解除合同的一方是否采用合适的法律许可的通知方式、通知中是否明确提出解除合同的意思表示、送达是否到达另一方、另一方是否在法定期限内未提起诉讼等事实因素进行审查。”

该案在二审阶段,湖北省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在(2014)鄂随州中民二终字第00090号民事判决中也支撑了一审的观点。二审法院认为“解除合同相对方的异议权,虽目的是为了保护相对方的合法权益,防止解除权利人滥用解除权,但若相对方不及时行使异议权,则会使解除合同的效力长期处于不确定和不稳定状态,既不利于对合同解除权人合法权益的及时有效保护,也不利于维持合同交易的安全和稳定。因此,《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说明(二)》第二十四条对相对方异议权的行使期限作出明确限定,异议期届满,相对方如未提出异议,则异议权丧失,合同解除。”二审法院据此认为一方当事人未在法定三个月的异议期间内提出异议,其异议权即丧失,原判对其提出的异议不再作实体审查,并无不当。

(二)但是大多数法院和法官并不认同上述观点。例如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在《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问题的说明(二)》第24条理解与适用的请示的答复(法研[2013]79号)中答复浙江省人民高级法院:“当事人根据合同法第九十六条的规定通知对方要求解除合同的,必须具备合同法第九十三条或者第九十四条规定的条件,才能发生解除合同的法律效力。”

最高人民法院陈龙业法官在解读该79号答复时对上述意见作了进一步的阐述和分析。首先,合同法说明(二)第二十四条是对合同法第九十六条适用问题的说明,不能超越合同法第九十六条援引的第九十三条或第九十四条规定的合同解除权的实质要件。其次,如果解除合同的异议权可以突破合同解除权的实质要件,会导致当事人一方滥用合同解除权,动辄以通知的形式解除合同,纵容违约方逃避违约责任。

(三)笔者认为虽然最高人民法院的答复意见和观点更贴合立法本意,但是在司法实践中,合同履行的实际情形可能极为复杂,尤其是当事人一方援引合同法第九十四条之法定解除权,通知对方解除合同的情形下,当事人一方解除合同是否具备实质要件的判断可能变得模糊或有争议。被通知的对方当事人是否在异议期内提出异议,对于法院或仲裁机构判定当事人一方解除合同是否具备实质要件的自由裁量权可能有重要影响。因此,被通知的对方当事人不能依托最高人民法院的答复意见和观点,在异议期内随意放弃异议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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